悲欣交集

建国60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60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60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60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60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60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 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 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60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 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60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60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80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60年对22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70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30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30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30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50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50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 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60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 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 “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我发现，应该以理智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心理低潮期，并把这低潮变成机遇，变成踏脚石。

因此，在如此的态度下，新的计划应该是必然的，而新的计划需要的是执行力。

近期的计划有数码迷彩版或其他个性涂装版的暴力熊，新的喷笔，如果有可能把PANZER I/B完成；或许还有暑假的扎古。另外，暑假应该会跟爸去趟英国。

暑假应该要开始实习了，还有健身计划，全部上马。还要多看几本书，加强运动。把落下的德语补回来。

我坚信，阅读和运动会使情况改变。就这样吧。

青少年总有这么一种情绪——上一秒种觉得自信满满 下一秒钟却期望自己从没在这世界出现过

    总是在周末晚睡，想着要写点什么东西，可每每都最终没有实施。今天下午，强迫着在电脑前坐定，码点格子。总觉得没什么可写，但平时却总是琢磨。

2008过得很快。从一月，到三月，到五月，8月，9月，然后就是09年的一月了。08年挺多的大事儿，中国挺热闹。虽然我参与了一些大事儿但却终究有些不甘，而既然过去了，也就算了。

我总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太浮躁，太混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应该搞一些阅读了，学一些东西，养养身性。我已经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我对问题的看法愈发浅薄，愈发的缺乏思想性。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下定决心有所改变，但最终又归于沉寂了。这种持续的低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但现在我的确是有点深陷其中了。

纵然总是想以一种客观的理智的方法看问题，但理智开始奏效后不久就被感性逆袭了。就连写文章的条理性都没有以前好了，完全是信马由缰。关于性格中的缺陷的改正，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近频频蹦入我脑海的是前程这个词。转眼就大二了。他们总说现在还早，别考虑，但事实是如果现在不考虑以后就会没时间。我所苦恼的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过多。究竟哪条路才是正路，谁也说不清。而这，或许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迷茫。

在学校过的大体还好，感情稳定，经济略微紧张但不至拮据，课程虽不优秀但还算可以。只是我找不到以前在中学的动力了。中学时的我也曾精神萎靡过，但却不曾像现在这样，心浮气躁。我清晰的记得中学的时候，我们无不向往大学的生活，可是现在真的就比那个时候无忧无虑吗？绝对不。而现在，又有多少人深切的怀念高中时候的累死累活呢？人嘛，就是贱而已，永远的不知足。我也不知足，中学的时候想到了大学就好了，随便玩儿，课程安排轻松，但现在反而想过高中时充实的生活了？那个时候，我比现在还穷，没有什么经济自由和外出娱乐时间可言，但也觉得没什么。想想，大概是那会儿有一个高考这样一个主心骨吧？所谓人生目标，大概就是如此。高考结束了，我们却没有目标了。如今的目标呢？找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高薪早死？还是低薪而平淡的生活？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需要寻找这样一个目标。而寻找，是这世上最难办的东西，这或许是GOOGLE和百度的成功为什么那么辉煌；但是再NB的百度和GOOGLE也搜不出你人生的正路。电影《杀手李昂》里说的那句“是童年苦抑或人生就是如此”的问题，答案也只能是“人生就是如此”。

事实是我总是想飞起来的，但背负了太多的选择、回忆和理想注定了飞不起来。我还没有进化到把×××化为动力这程度，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好的化油器没有那么好的发动机。我曾经认为自己很出色的一些地方现在都落后了，我下定决心奋起直追，可是每当傍晚时，却就怎么也提不起斗志了。在傍晚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法改变自己的观点。傍晚是个太让人沮丧的东西。似乎在嘲笑着告诉你这一天你又挥霍过去了，你看你就剩这么点残余的阳光了，这阳光是通过大气漫反射所展现的晚霞。然后傍晚就轻蔑的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全部晚霞。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刚吃完饭，在自习室里犯困。今年我总是犯困，永远睡不够。想想大概和周末总是晚睡有关系。可我总是不知不觉的就呆到了第二天，虽然我也不愿意。

话说这个新年过的还是挺好的。1月1号凌晨我和舍友睡不着，翻窗户出宿舍去买酒。一瓶小二我们俩居然喝的如此艰难——那是去年醉酒的后遗症。然后上午带着娘子回家跟爸妈一起吃饭，过的挺高兴。

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过的更充实，我真的不想混日子了。我会尽所能来把持我的方向盘，虽然艰难，但我不会放弃。我要给心中的苦闷一个交代。

软弱

缺乏责任感

感性

急性子

爱抱怨

自律性不强

虚荣

没有危机意识

对未来没有计划

缺乏逻辑思维

不适当的固执

心浮气躁

 

这些问题比任何问题都紧急

而最关键的是再过几天我就是二十的人了

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我是否有能力面对社会？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胡来？

 

写在十九岁的最后几天

 

以上这些 当作下一个十年的警钟

告诉我，如果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曾经坚信的一切都坍塌了，怎么办？

告诉我，如果一天早上醒来，发现镜子中的自己如此的可憎，怎么办？

告诉我，如果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思想变成了野马，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野马，在不知名的荒野上不知所措的狂奔，怎么办？

告诉我，如果一天早上醒来，发现面对的一切都已经失去色彩，怎么办？

告诉我，面对这些绝望，怎么办？

今天是星期五，惯例上的周末。可是从我睁开眼睛的那一秒开始，一切都不对劲。客观的世界都没变，但是所有的主观都变了，不属于我的大脑透过染了色的角膜看着这个昨天晚上还很熟悉的世界。

我想把一切拉回来，但是手里的方向盘是坏掉的。究竟是什么扰乱我的方阵。

我曾经所十分坚信的，一瞬间的一个小小的疑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恐慌幻化成更大的疑虑，往复循环。这绝望，这间歇性的，无规律的，阵痛性的，自知之明式的绝望和抑郁反复的困扰着我。每一次的到来我都不知道我是否能坚持下去，而在一切平静后却是忘的一干二净。

你说我不高兴了，我说是这两天累的。

我说我是这两天累的，心在滴血啊。我真的不值得你如此这般的对我好，我真的不配。两个人的世界，不光是互相信任这么简单。我总是说沟通沟通，却到头来迷失在自己的迷宫中，自己如果无法和自己沟通，又怎么和他人沟通。我是累了，我累了。

可这一切是多么的相互抵触？我太害怕看到你流泪了，太害怕看到你无助了。我在这短暂的一天中承受了多少思想的碰撞我自己都不知道。强迫自己相信，强迫自己理智，强迫自己笑容，强迫自己睡个午觉，然后都会过去。真的那么简单么？是需要一个人静静么？

我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我是如此的爱你，但是丝毫掩盖不了我内心的对于地老天荒的恐惧。不是对承诺，而是对自己。

我现在变成了怎样的人，我自己不知道。

坚强懦弱并存 理性感性同生 善良阴暗共容

天使还是魔鬼 英雄还是懦夫 君子抑或小人

做了太多的承诺，与其说是让你相信，不如说是让自己坚信。我曾经坚信的认为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但是时间却把一切都涂抹了。

无邪的笑脸刺向荆棘丛生的心脏，温柔的脖颈靠向僵硬的肩膀。

都做了些什么啊。那些温存，那些信念，那些快乐，都不在了吗？

我尽最大所能坚持着。跑啊跑，但眼前的景物却还是跌落了下去，颠倒了过来。是我摔倒了么？

快说我是个没有长性的混蛋吧？欺骗了感情，却爽约了承诺，哪怕一丝的仇恨都能减轻我的苦痛。什么旧情复燃，见异思迁都是假的。

无数的墙向我压下来，太浓的黑暗。太窄的退路。太疲惫的双腿。太懦弱太善变太感性太无知太年轻太鲁莽。人性的弱点互相混合，慢慢捏塑出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所谓的靳辰。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自以为很幽默，太多的自以为很大度，太多的自以为很乐观，太多的自以为口语很好，交际能力强，性格外向，品质高尚，客观冷静。但是，当靳辰你心中的邪恶的念头兴风作浪时你是否敢承认这也是另外一个靳辰？他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在你内心抑或在你的背后。

靳辰你其实也只有二十岁，不应该害怕那么多的东西。你怕虫子，怕冷，怕闷热，怕冷，怕葱，怕复杂的语法，小舌音，怕快速的听力默写，怕自己讲了笑话同学不笑，怕自己喜欢的别人不接受，怕自己的成绩不好没法交差，怕手头的工作搞砸，怕在周五晚上回家面对渐渐冷却的三室一厅，怕约同学出来玩儿人家有事儿，怕看到女朋友哭，怕看到任何的分别。怕面对以上的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每天都有可能到来。从来没有做好准备吗？从来没想过吗？

摸摸自己的脸，却有想抽一耳光的冲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这样的一点点的老下去么？抱着这些怯弱和对钱的情有独钟？！

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获得她的爱？快一年了，你可曾想过你是不是真的能实现诺言？

你的那些狗屁许诺好像毒品一样，给自己和她造成的幻象能不能成真？幻象，幻想，梦想，然后就会使现实么？如果药劲儿过了怎么办？面对着一切的一切，你是不是有足够坚实的臂膀？足够宽广的胸膛？足够远视的双眼？足够理智的感情？

你所坚信的，你所承诺的都能实现么？

两个人的相爱，真的掩盖了两个人在知识结构，兴趣爱好，人生观点上的差异么？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谁忽视了这些？而在一切高速运转的时候却要喊CUT？

你可曾想过你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多么的自私自利？为了一时的温柔，为了短期的快乐却忽视了或者说有意掩盖了的隐藏的裂痕？

这些问题是否你真的考虑过？而你，又是否都有了答案？

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长久存在的么？是什么时候生成的？是在今天么？

为什么你不敢对她说出你真正的心理？

她是一个好姑娘，人家凭什么对你这么好？你拍着自己的良心说，你自己说，你是多么的一个混帐？

我最最亲爱的娘子，请不要怀疑我是多么的爱你，但眼前我面对着一场旷日的战争，对手是自己。我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如果这战斗打到最后我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的眼里没有往日的挽留了，或者我根本没有回来。请一定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忘了我，好好活。一个混帐不值得你如此这般。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恨我自己，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艰难。

你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男人的性格。完全的怪胎，各种荒诞逻辑的混合体，幻想着太多的妄想，你可知道，假设你现在死了，有多少人会为你哭？

你做过多少错事？疏忽了多少她的心事？把多少她的想念当作了理所应当？自己决断了多少事情？自以为是的计划了多少将来？刚愎自用的采取了多少行动？

你 根本 就是 一个 混蛋

今年北京秋天来的特别的早，刚才出去已经有了一丝寒意了，很舒服的淡淡的阳光洒下来，配上高远的蓝天，令人神往。

算起来今天才6号，但是我们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想想觉得很快，去年的9月8号，我来到了我的大学。忘不了当时兴奋的感觉，那是种透着紧张和略微羞怯的兴奋，如同一次新的生命一样，充满冒险和刺激。

我总有一种错觉，好像我还是在上大一，不只一次别人问我哪个年级的，我说大一。当习惯一种生活以后，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认为这种生活永远不会变，今天这样，明天这样，一直这样。而事实这生活就在我们的这种感觉中改变着，流逝着。

还记得去年我们入学那一天，宿舍楼里一片喧闹：入住的新生们，忙碌的家长们，迎新的学长学姐们，推销报纸杂志电话卡网卡信用卡生活用品的推销员们。那会儿我在外面溜弯儿没赶上，但这阵仗确是着实的知道的，因为今年，作为学长学姐的我们，就要去迎新。

8月31号是新生报到的日子，我和舍友6点多就起来了，到了迎新地点，一阵忙活，8点不到，已经有大批的新生来了，带着和去年我们一样的紧张和兴奋，提着和去年我们一样多的行李，跟着同样积极的家长，涌进这本就不大的校园。当天晚上，作为学生会的成员，我们一起去迎新扫楼。英语系的迎新送给新生的花儿十分有意思，是仙人球。原因是新生过两天就去军训，而这仙人球的顽强生命力足够支撑半个月的干旱。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周围，都变了很多。

首先，我不再是英语系学生会学习部的一个部员了，而是新任的副部长。可是竞选结果出来以后我并不高兴，相反是觉得很压抑以及无形的但很巨大的压力。我这届的学习部算上我是四个男生，都住一个宿舍；第一轮竞选的时候整个部只有我们四人之中的其中一个参加，这样部长他就当定了。那是上学期的故事了，当时他挑的副手是我。但是这学期，主席团认为不应该没有竞选就有部长产生，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报名参选。周三，竞选如期举行，当晚结果揭晓，部长为那个女生，副部长就是我。后来，我看到那个男生在对着主席号啕大哭，我才明白他对于这个学习部有多么深的感情，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晚上我沉默了良久。他对我说他要留在学习部当一名普通部员，但最终他完全退出了学习部。从这个角度讲，这届的学习部不仅承载了我自己的希望和梦想，也承载着我这位朋友的未尽的事业。9月1号学习部招新，面试的有28个人，其中有只有1个男生。最终确定的名单是17个人，全是女生，名副其实的娘子军。

其次，大二开新课了。写作很难，口语外教很猛，羽毛球很累，而德语课则总是让我产生错觉。

还有，那天舍友带回来一只小猫，只有一个多月大，怕下雨淋着就带回来一晚上。就是这样一只小猫，让我看到了平时再言语激愤的男生，在面对这毫无忌惮的小生命时也有最温柔的一面。

这些琐事，组成这篇流水帐，但是只有流水，才不会变成死水，也就不会结冰。

就这样，我的大二开始了，这个学期我会很忙，但或许这是向前看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许我们会被回忆绊住双脚，束缚了手臂，但“明天我们将跑的更快，手臂伸的更远，总有一个明朗的早晨……”

Ich heisse Jinchen, das ist mein neu Start. Danke.